学人说丨中国的年轻人不婚不育了吗？

本文作者：於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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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CJS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於嘉，现在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的助理教授。我的研究兴趣是婚姻与家庭，性别不平等与社会分层。很荣幸有机会在CJS的平台上向大家介绍我的研究，我将要分享的是关于中国年轻人婚姻与生育的最新动态。

研究缘起

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一直关注中国的婚姻与家庭。得益于近年来大量丰富的社会调查与人口普查数据，我的研究重心之一也在于对婚姻、同居、离婚、生育等家庭行为的转变进行记录与分析。这篇文章也是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年轻人关于婚姻与生育的行为和态度。从研究目的来说，这项研究一方面想要用数据回应当下社会讨论很激烈的议题，就是年轻人是否真的不婚不育，另一方面也想要分析中国年轻人在婚育行为与观念上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

因此，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8年（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8）的数据，我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描述中国年轻一代对于关系形成和生育的态度。其次，探索影响这些年轻人婚姻、同居和生育的社会经济因素。最后，将最年轻出生世代与较早出生世代进行比较，了解近期的家庭变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以及影响关系形成和生育的因素在不同的出生世代间是否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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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还想结婚吗？

婚姻的形成是个体从青少年向成年身份转变的重要标志，这一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赋予了个体在家庭与社会中新的社会角色，进而对其工作、时间分配、健康等方面产生影响（Cherlin，2004）。随着传统婚姻功能的逐渐削弱，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婚姻的主要功能是繁衍与养育后代，并满足人们的性需求，但随着婚前性行为的增加，婚姻的功能与意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夫妻陪伴成为了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一变化在西方社会被称为“婚姻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arriage）”，即婚姻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对人行为的约束变小了（Cherlin, 2004）。由此一来，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需品，而成为了一种选择。虽然在互联网上，我国的年轻群体对于婚姻的态度出现了很大变化，对于婚姻有着强烈的负面情绪，甚至提出了诸如“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口号，大量媒体报道也聚焦于单身独居青年，但从全国整体的角度来看，婚姻是否在年轻群体中已经丧失了吸引力，还需要使用最新的数据进行系统性的分析。所以除了想要了解最年轻出生世代的婚姻形成，这个研究也想要了解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

从数据结果来看， “80后”和“90后”的结婚年龄不断推迟。在“80后”中，超过一半的男性和接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在25岁时尚未进入婚姻；此外，分别有20%的男性和8%的女性在30岁时未进入婚姻。在“90后”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男性和一半左右的女性在25岁之前进入婚姻。

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方面，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绝大部分仍然渴望进入婚姻。10-20岁的青少年女性中，约有3%不想结婚，而同龄男性中，这一比例约为2%；在20-24岁的未婚者中，这一比例有所降低，男性与女性分别为0.6%和1.7%。此外，对于10-20岁的青少年，其理想结婚年龄在25-27岁之间。这也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婚姻的主要变动仍然会体现在婚姻年龄的持续推迟上，主动不婚带来终身不婚率的上升幅度并不会很大。虽然不婚率持续上升，但主要原因并非人们在主观上已经摒弃了婚姻，而更多是受到生活中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对婚姻观念方面，我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即便是在“90后”群体中，对家庭幸福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对个体实现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人们对“与配偶关系亲密”的重视程度则较低；但相比198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80后”和“90后”对此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也体现出中国家庭可能正在从“子女中心（child-centered）”向“夫妻中心（couple-centered）”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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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前卫的行为，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与性观念的开放，婚姻不再是个体形成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婚前同居（Yu and Xie， 2015b）。根据对全世界同居现象的总结，一般认为婚前同居的大量增加有两种不同的机制：第二次人口转变与弱势模式（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 vs. Pattern of Disadvantage [POD]）。根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SDT theory），观念变迁是婚前同居率上升的最主要驱动力，而观念变迁往往在教育程度更高、经济条件更好的群体中更为明显，所以婚前同居作为一种前卫的家庭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是正相关的。弱势模式（POD）的解释则提出，同居是“穷人的婚姻（poor man's marriage）”，那些没有足够社会经济资源的群体没有办法满足婚姻的经济基础，不得已只能选择同居作为形成亲密关系与家庭的替代途径，因此同居在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群体中是更为普遍的。

我和谢宇老师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同居在198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中主要呈现的是第二次人口转变（SDT）模式，即在教育程度较高、城市户口、居住在经济更发达地区、家庭背景更好的群体中更为普遍。然而随着中国结婚成本的增加，尤其是对于购房的需求，年轻世代在进入婚姻上面临着更高的经济要求，如果不能达到，则可能无法进入婚姻。例如最近的研究发现，2008年以后，在上海这个大城市中，拥有高等教育和本地户口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更有竞争力，也更早进入婚姻（He et al.，2021），但与此同时，上海“80后”中同居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Yu and Xie， 2021）。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因经济状况而无法直接进入婚姻的群体，同居可能已经成为了婚姻的替代，同居形成的基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在“80后”中，同居仍然是在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更为普遍。但是在“90后”中，这一趋势已经有所反转，对于1990-1994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中，同居比例最高的为初中教育程度的群体，分别为26.8%和35.8%，而大专/本科教育程度（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婚前同居的比例是最低的。此外，在“80后”与“90后”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农民工的婚前同居比例都是最高的，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更高。从上述结果来看，我国年轻人婚前同居的模式正表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向弱势模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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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生子女会渴望大家庭吗？

在传统家庭制度中，生育是家庭最基本的功能，赋予了婚姻最重要的意义。通过生育，家庭可以完成家族的延续，满足家庭生产与养老的需求。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生育的功能不断减弱，生育的意义与价值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我国也是如此。

受到育儿成本的不断增加和教育竞争愈发激烈的影响，很多年轻群体，尤其是女性在微博、豆瓣等互联网平台上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生育情绪，无孩（childlessness）被认为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基础。但与此同时，对大量的“80后”和“90后”群体，当他们进入生育周期后，我国已经逐渐放开了生育政策，受到政策的影响，其生育观念与行为是否会与之前的出生世代有所不同呢？

2018年的数据显示，“80后” 的女性群体约有一半在25岁时已经生育了第一个子女，到30岁时，已经有超过80%的女性群体生育了子女。相比于“80后”女性，“90后”女性的生育时间略有推迟，但幅度并不是很大。“80后”女性中生育二孩的比例达到了51.3%，已育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则为57.7%；由于其育龄期尚未结束，此后可能还会略有上升。而“90后”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为18.2%，其中已育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也达到了1/3以上。但与此同时，部分“80后”和“90后”的女性还并未生育子女，因此对于年轻世代整体生育水平的评估还需要更长期的追踪数据。

在生育态度方面， “80后”和“90后”的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分别为1.9和1.7，处于较低的水平。从理想子女数的取值分布来看，“80后”与“90后”想要三个及以上子女的比例仅为6.9%和2.9%。而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倾向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在“80后”和“90后”群体中，分别有21.4%和28.0%只想要一个孩子。在2018年调查时，已是我国全面开放二孩政策的第3年，但成长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的“80后”与“90后”，并没有因为成长中缺乏兄弟姐妹陪伴而更渴望大家庭，反而对独生子女有着更强的偏好。但即便在年轻人中，不育仍为极小众的选择，在“80后”与“90后”群体中，仅有1.1%和3.8%不想生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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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综上所述，在家庭形成方面，我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渴望进入婚姻，婚姻形成上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初婚年龄的推迟，而非主动不婚率的升高。随着同居越来越普遍，人们已不再将其视为一种前卫的家庭行为，而逐渐变为受到客观物质条件限制无法进入婚姻的年轻人不得已的选择。在年轻人中， 虽然“80后”已婚女性依然存在较为普遍的生育行为，然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的偏好逐渐增加，但是不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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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王璐莹